把“新诗”放回它发生的历史之中
信息来源：本站发布    作者：姜涛    阅读次数：5338    发布时间：2025-10-01

最后，还有一个可以注意的面向，那就是相对于新文学其他文体，新诗大概是最擅长“戏台里叫好”的，新诗的展开也一直伴随着自身形象的塑造、生产。这种形象生产会通过多种方式和途径达成，如诗集的编撰、由序言和批评完成的“包装”、诗歌选本的编定、经典作品的选择以及新诗自身历史的讲述等。本卷也有几个“学案”，尝试从这个方面展开讨论。像《早期新诗“选本”中的“分类法”和“读者眼光”》，系统考察了1920—1922年间出现的四种新诗选本，在分析不同编选策略和作品来源的基础上，探讨了作品分类方式转换中新诗观念的生成，又以不同编者撰写的评语、导读为线索，透视出早期新诗“阅读程式”的建立。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新诗选本，自然非朱自清编选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莫属。《朱自清的新诗“中衰”说》选择了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，注意到了朱自清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中的一个说法：1924年小诗运动偃旗息鼓到1926年《晨报·诗镌》发行的这段时间，被他称为中国新诗的“中衰期”。从这个特别的说法入手，该学案延伸开去，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多种新诗史“分期说”，并回到1924—1925年的新诗创作、阅读语境，澄清了“中衰期”的具体含义，并以此作为思考20年代新诗内在危机和转机的特殊视角。确实，30年代有关早期新诗“分期”的讨论非常多见，许多批评家都试图采用“三阶段”“前后两期”等方式整体鸟瞰新诗的历史。这与30年代新诗站稳脚跟之后的自我叙述冲动相关，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原因是，新诗在30年代开始进入大学课堂，成为系统研究、讲述的对象。早期新诗的线索复杂、备受争议，只有梳理出一条内在的发展线索，这段历史才能从不确定的、实验的氛围中落实下来，成为一种可以把握的“知识”，“分期”讨论恰好起到了这种作用。本卷最后一个学案，就以30年代朱自清、沈从文、苏雪林、废名等人的新诗史讲义为对象，分析了这些讲义背后不同的逻辑和动机。考虑到包括“分期”讨论在内的30年代新诗史讲述，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以线性演进为中心的新诗史观。怎么突破线性的、知识化的新诗史叙述，在特定问题意识和现实关联中开放新诗研究的空间，正是“学案”的意图所在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以该学案作为整卷的收束，似乎有了某种“卒章显志”的意味。

以上五个方面，不能完全概括第一卷“学案”的全部，但大致能标识用心之所在。当然，这30个“学案”还只是一些特别的“点”，并不能涵盖早期新诗的全部问题。比如，大革命前后兴起的左翼革命诗歌，在“五四”之后从“自由”到“格律”的脉络之外，其实构成了另一种新诗的传统，不仅强化了新诗与20世纪历史的关联，同时也突破了印刷媒介的限制和知识分子读者的圈层，让新诗可以朝向行动、朝向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动员敞开。涉及此这一脉络的“学案”目前只有三个，原来计划中的一些构想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未及完成，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。另外，已有的“学案”也可能存在散漫、布局不均衡、风格不太统一、“论”多于“事”等问题。这些遗憾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来弥补了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或许也说明了“百年学案”工作的开启性、可能性：从“历史的兴趣”出发，关注新诗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多重联系，其意义不仅在于打破固化的线性叙述，展示更多的丰富性，同时也是在为将来全新的、更具综合性和整体感的新诗史写作，提供材料、方法的积累和准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