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“新诗”放回它发生的历史之中
信息来源：本站发布    作者：姜涛    阅读次数：5300    发布时间：2025-10-01

1935年夏，在完成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的编选工作之后，朱自清写下的一则“选诗杂记”，常为后来的研究者引述：

我们现在编选第一期的诗，大半由于历史的兴趣：我们要看看我们启蒙期诗人努力的痕迹。他们怎样从旧镣铐里解救出来，怎样学习新语言，怎样寻找新世界。

这则感想虽然简短，却道出了研究早期新诗的内在动力，以及基本的视角、框架，即：梳理所谓“第一期”新诗的历史，研究者最主要关注的，应是新诗从旧诗的“镣铐”中挣脱而出的努力，以及如何建立新美学、新形式的过程。如何勾勒从旧诗到新诗、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轨迹，由是也成为早期新诗研究的重心。后来相关的新诗史叙述蔚为大观、多种多样，但大多或隐或显以此为主轴，在诗体解放和形式建设层面，探讨新诗的演进之路，如此也有了从“破坏”到“建设”、从“尝试”到“成熟”、从“自由”到“格律”、从“散文化”到“纯诗化”的历史图像。在这样的动力驱动下，“启蒙期”诗人们不同向度的写作尝试、不同层次的诗学思考，也包括层出不穷的群体和流派，都会相应地被安置于这一演进或“进化”的链条中。在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诗集》导言的结尾，朱自清曾有一个著名的判断，他认为要“强立名目”的话，早期新诗坛不妨分为自由诗派、格律诗派、象征诗派。据他自己交代，这种分类方式也引起一些争议：“有一位老师不赞成这个分法，他实在不喜欢象征派的诗，说是不好懂。有一位朋友，赞成这个分法，但我的按而不断，他却不以为然，他说这三派一派比一派强，是在进步着的，《导言》里该指出来。”后面这位朋友的不满，或许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新诗史期待，对诗歌史现象、流派的认识，最终还是要上升到一种内在规律、“演进”线索的把握，要凸显新诗是如何“进步着的”。

应当说，这种从“旧”到“新”、从“尝试”到“建设”的线性叙述，吻合于新诗发生的历史实际，也赋予了新诗研究的内在整体性，但正如很多学者已意识到的，这样一套新诗史叙述在反复重申、不断沉积的过程中，似乎已逐渐板结、固化，限制了我们对新诗历史更为丰富、更开放的感知。比如，胡适曾言“从语言工具入手”，是他找到的白话诗实验的突破口；在《谈新诗》中，他又将新诗的内涵阐释为“诗体的大解放”以及相应的表意能力的拓展。这种形式主义、工具论的新诗观，看似简单，后来也有不少批评和纠正，但某种意义上，在新诗史研究中却具有相当的支配性。简言之，新诗之“新”，似乎主要体现为语言、形式层面的变革。从文言到白话、从格律到自由的转变，确实是新诗区别于旧诗最明显的标志，但在晚清到“五四”峻急的历史语境中，新诗的生成并未如此简单，甚至也不单纯只是一个文学事件。胡适等人的尝试之所以能从“朋友圈”中的私人讨论破“圈”而出，四方响应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，这不仅得益于“五四”前后新文化思潮激荡的历史“势能”，也是和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、都市和印刷文化的兴起、现代“个人”的发现以及新青年群体的聚集等诸多因素紧密相关。“五四”之后，新诗之所以能吸引众多的读者，具有相当的文化感召力，也不单纯因为表达的活力，更是因为其承载的对现代文化、现代新人、新社会的想象。因而，只是着眼于语言形式的变革，或只着眼于新诗的审美特质，很难说明新诗这一特殊文化实践的历史意涵。再比如，上文已提及，惯常的新诗史叙述往往会着力于新诗演进线索的勾勒，涉及特定的写作个体、群落或特定时刻的写作实践或诗学思考，一般也会考虑如何将这些个案、这些具体的“时刻”放在“演进”的前后关系和逻辑（如从“解放”到“建设”、从“自由”到“格律”）中去把握。当芜杂、纷乱的新诗现场被整理成一种流畅的、条理分明的“叙述”，某种“抹平”的效应可能也会发生，即：这些特定个体、特定时刻溢出“演进”逻辑的文学旨趣或关切，以及与同时代思想和文化情境的关系，有可能被忽略、被简化。事实上，历史意外的分岔和多重褶皱，可能是最有意味的部分，往往蕴含了打破常识、拓展问题空间的认识契机。

在新诗研究界，突破既有的知识格局、重构新诗多元历史图像的努力，当然也一直存在，像王光明老师多年前提出的“回到历史过程”“开放问题空间”，就体现这样一种自觉。20多年来，在传统的流派梳理、文本分析、观念辨析之外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范式整体转换的驱动下，越来越多的新的方法、视野被引入新诗研究中来，被打开的“问题空间”也愈来愈开阔，20世纪新诗的历史经验与社会文化、思想潮流、政治运动、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，得到了更多的挖掘和展现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吴思敬老师主持的“百年新诗学案”，其意义便不只在于新诗史叙述体例的转换，用“学案”的方式来重述已有的新诗发展史。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，来为既有的新诗史补充更多的细节、背景乃至掌故，也不是这项工作的全部。选择以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的“事”为中心来展开考察和描述，其突破和创新之处在于，可以通过不同类型“事”的聚合或一个个旁逸斜出的“点”的深挖，来充分吸纳近年来新诗研究的活力，打破固化的线性叙述，呈现百年新诗丰富的历史面向，其价值“不只是在诗歌美学上的，而且也是在诗歌社会学、诗歌伦理学、诗歌文化学上的”。

具体到“百年新诗学案”的第一卷，这一卷处理的是1917年到1936年的新诗历史。从新诗的发生、展开、调整到形成大致的轨范，这一阶段的新诗史图像，似乎早已清晰、稳固。依据课题的整体构想，本卷设计的30个“学案”，大小不一，类型多样，涉及新诗的发生、阅读、出版、评价、论争、形象塑造、与历史语境的关联等诸多方面。将这些“学案”汇集在一起，并不是要颠覆已有的新诗史叙述，而是试图开放、活化这一叙述：或深入历史地层，勘察支撑新诗生成和展开的内在社会文化结构；或打通周边，把看似卓然独立的新诗，放入其“成长”的具体语境和多重关联中。简单归纳一下的话，这30个“学案”大致指向以下几个方面。